正文 -- 第二章
公元一九七一年的二月二十六日。对于常人来说，那一月的那一日，只不过是人生的长河里，一个极普通的日子，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但对于徐键和王建疆那拨人来说，那却是个让他们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日子。无论他们人生之路坠茵落溷各有不同，但那一年的一日，是他们共同独立走向社会的起始日。
那年的公历二月二十六日，恰好是农历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可阴霾的天跟以往一样，一大早就露着个灰蒙蒙脸，与雾蒙蒙的地浑然成为一体，就象一只翻扣的大铁锅，低低地扣压在人们头顶上。扣压在这只大铁锅下的人们，犹如一只只蜷缩着头的甲壳虫，急匆匆地穿行在各街衢。
而乌鲁木齐火车站沸天震地的景象，却与街衢清冷的景象迥然有别。这里锣鼓喧天歌声飞扬，俨然是歌的海洋锣鼓的海洋。车站高音喇叭里，高分贝地一段接一段地播放着样板戏的唱段。沸反盈天的“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快要把这小小车站撑破了似的。知青中有憧憬满满的，也有忧心忡忡的。而面对即将离开自己的儿女们，作为家长的也只能反复叮咛着叮咛过多遍的话。碧如；什么“要好好劳动，好好表现”啦！什么“好好吃饭，别饿着自己”啦！
然而，对于这些即将离开父母离开家的孩子们来说。下乡“好好劳动，好好表现”那是必须的。至于是否能吃饱肚子，又“别饿着自己”，那就由不得他们自己了。而最终他们是否又能各个健全地回到父母身边，这要看他们各自的造化了。难道不是吗？在那个人为刀俎的年代，有谁的命运是掌控在自己手中呢？
这天，王建疆家几乎是阖门百口出动来为他送行。前来为他送行的人手里，都拎着一两个装满食品的袋子。母亲还时不时抬手用袖头蘸蘸眼角，对他嘱咐着什么。已经闪婚的两姐妹，在对他闪烁着愧疚目光的同时，却也不忘小声叮咛些什么。他不耐烦地冲她们摆摆手：“行了别假惺惺的了，都到这乎子了还说这些屁话干啥呢？以后你们把爸妈照顾好就行了。”
姐俩只得嗫嚅而小声地回答道：“我们，我们会的，你也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啊？”
听她们这么说，王建疆忽然又来了精神：“没问题！只要你们隔三岔五地给我寄些钱来，我就一定能照顾好自己。”
听他这么说，姐俩相觑地低声说：“我……我们尽力吧！”
母亲接过姐俩的话：“我给你寄吧！她们自己还得靠人家养活呢！哪来的钱给你寄？”
王建疆打圆场地：“我就这么一说嘛！哪能真让她们寄呢？”说着，将手里吃了一半的肉夹馍塞到母亲手里，朝远处走去。
不远处站着徐健和前来送行的母亲与姐姐。徐健对母亲说：“我就说你别来你非不听！你说这乱哄哄的来干啥？”
姐姐接过话岔儿说：“老儿子要离开家了，妈当然要来送送啦？”
这姐弟俩年龄相差不到两岁，姐姐比他早两年下乡。姐姐倚老卖老地对向他说：“哎，我告诉你啊？下去后要多干少说，农民最烦的就是成天叫苦喊累的人。再说，即使叫苦叫累没啥用？与其这样不如不叫，最后还能落得个好影响。农民根据啥评价知青？就是根据这些评价知青的，你知道吗？”
徐健没吱声，只是斜眼盯着姐姐。姐姐立起一双单凤眼，瞪着他说：“瞪我干啥？这是真的，不信”
徐健假装畏惧地扬起一只手说：“我信行了吧？”接着，小声嘟哝道：“这才走上社会几年啊！就变得这么老奸巨猾！”
“你说啥呢？谁‘老奸巨猾’了？妈，你看，我好心告诉他，他居然骂我‘老奸巨猾’……”
因姐弟俩挨得近，所以他们是属于那种，见不得离不得的关系。
母亲看一眼四周，低声喝止道：“好了……斗嘴也不看看场合呐？”随后，又转身对徐健息怒停瞋地：“健儿，你姐姐的话也不无道理。总之下去后你要好好劳动，别再给我惹事生非了，知道吗？”
“知道了。”徐健顺服而又形槁心灰地回答着。
徐健祖籍河北。他祖上在河北一个小县城里，也算得上是即有田产又有房产的有钱人家。但不济的是，徐健父亲生下不久，母亲便去世了。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又续弦另娶了一房。祖母怕孙儿受继母苛吝，便将孙儿接到自己身边。徐健父亲基本上是在比他大八岁的姑姑背上长大的，因此跟祖母和姑姑的感情非常好，而跟自己的父亲没什么感情。直到读大学，只要有空就赶回家乡看望祖母和姑姑。但自从姑姑出嫁祖母去世以后，他便很少再回那个家了。加上毕业不久，他又去了延安，更是和家里断了来往。土改那年，他倒是出乎家人的意料回了趟家。但那是为了向组织表达，自己跟剥削家庭彻底决裂的决心，和为了报复继母以往对自己的苛刻而回的家。那年在他带了一帮子人，热热闹闹地分掉了一些家产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了。其实事过多年之后，徐健父亲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悔意的。用今天的话说；那份家产毕竟是他父亲通过艰苦创业才赢得的啊！当然，这是他后来才认识到的。
徐健父亲原是学医的，解放后转入公安系统从事了法医工作，曾在内地某省城公安厅搞侦破工作，在行内堪称专家。徐健一岁那年，因新疆需要干部，父亲便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来到新疆在一家对口单位工作。文革“砸烂公检法”期间，也无一例外地因“地主”出生而受到冲击靠边站了。否则，这姐弟俩的去向就不是“上山下乡”，而是去部队了。因他们的两个哥哥，早在文革前就在部队工作了，而且如今已是相当一级的干部。
看着远远向自己走来的王建疆，徐健也迎向他走去。
说起来，徐健他们这知青当得挺冤。他们小学刚毕业那年，甚至有的连小学都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学校就不得不停课了。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他们，便跟在高年级学生屁股后面，轰轰烈烈闹起了“革命”。砸教室、斗老师、游行撒传单，甚至有的还混在比他们大很多的学生队伍里去串联。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和两派战争已日趋升级，他们被家长拽回了家。直到复课闹革命，才又被召回学校。可回到学校还没上几节文化课，东北那场“保卫珍宝岛”战争又爆发了。西北边垂与苏联也有着相当长的边境线。由此，战争的阴影立刻波及到新疆大江南北。乌鲁木齐阖城学校停课，各机关单位及工厂也处在半停产状态。“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则成为全民当下重中之重的任务。因此“复课闹革命”两年来，他们基本上没上过几天文化课。除了挖防空洞、捡废钢铁等，尽干了些与学文化不沾边的事。直到他们“毕业”，没几个人能说明白，一元一次方程及X十Y为何物！
在这些即将开拔去农村的孩子们身边，几乎每个人身边都围拢着前来送行的亲人，互相说着离别的话。却没人注意到，远离这嘈杂的出入口处，孤独地站着一个女孩儿，孤独的犹如一只失群的小鸟。她犹如一尊雕塑似的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女孩儿无论是从相貌上看，还是体貌上看，似乎比在场的其他知青小得多。若不是她臂膀上的红袖章，人们一定会误认为她是来送行的而不是出行的。
女孩儿身边没有亲人的陪伴，只有两个不大的行李静静地躺在她脚边。和在场的大多数知青一样，她上身穿一件蓝斜纹布的剪绒领棉大衣。下身穿一条半新的草绿色斜纹裤。脚上穿一双，手工制作的黑条绒棉布鞋。唯有她头上那条大红开司米围巾显得耀眼。一绺自来卷的刘海，从围巾边沿向外翘出，衬托着她那张被寒风吹得泛着红晕的鸭蛋形脸，更显得楚楚动人。只是那双绽放着晶莹光辉的大眼睛里，透着一种与之年龄极不相符的忧郁。
她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人来人往的出入口，象是在等待什么人的出现。但女孩儿心里清楚；家里根本不可能来人为她送行。因为今天母亲做手术，父亲又被关在“牛棚”里无法照顾妈妈。因此照顾母亲的重任只得交给哥哥跟弟弟，哪还有人为自己送行呢？可尽管如此，当她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仍然企盼着能有一位亲人陪伴在自己身边。哪怕这个人是小弟呢！想到此，她不由得想起两年前姐下乡时的情景。
姐下乡时也是在一个隆冬的日子里。当时，她是家里唯一能派出来为姐送行的人。因为父亲刚被关进“牛棚”不久，母亲又被列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家属。而哥哥因不敢擅离“抓革命，促生产”的岗位，只得背着嫂子塞给大妹十元钱算是送行了。只有她，可以毫无顾忌的充当起，代表全家人为姐送行的角色了。
姐出发那天一大早，她跟姐的小尾巴似地，挎着姐塞给她的一个最小的包。跟在姐屁股后面，一路小跑地来到学校。一进校园，操场上停着的几辆蒙着篷布的大卡车，立刻映入她眼帘。大卡车被篷布严严实实地蒙着，篷布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虽然时不时也有锣鼓和口号声响起，但气氛远不如今天的热烈隆重。
那天，她是看着姐爬上那两批红带绿的大卡车的。姐爬上大卡车后站在车尾，朝她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她不明白姐是什么意思，是催促她赶快回家呢？还是表示再见呢？她只是木然地站在那里看着姐。当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再与姐见面时，不由得就想跟姐说些啥，可一时却又想不起该说些啥，当她终于想起该说些啥时，大卡车启动了。她怔怔地看着拉走姐的大卡车，禁不住泪流满面。而姐却再一次朝她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之后钻进车篷。她顿时明白，姐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而且离得越远越好！想到此，她不由得在心里叹息；咳—，看来还是姐的命比我的命好啊！要不，怎么轮到自己下乡，连个能为自己拎包的人都没有呢？
不知什么时候，阴沉了一上午的天，终于憋不住似地下起了雪。风助雪威雪长风势，狂风卷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倾泻而下。一会功夫，车站便被皑皑白雪所覆盖。
一声尖利刺耳的汽笛声，唤醒了沉思中的女孩儿。她扭头望去，只见车头犹如一位长途跋涉归来的老人，喘着粗气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蹒跚地驶抵车站。顷刻之间，原本就沸天震地的站台，顿时乱成了一窝蜂。知青们在校工宣队的催促和吆喝声中，朝车厢涌去。此时，上车的通道早已不再只是车门，而是任何一个能进入车厢的入口。挤不上去车的女知青，被人像扔包袱似的扔进车厢。
站在远处看着眼前这般情景的女孩儿，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正当这时，一个戴着眼镜，有些学生干部模样的高个男生朝她走来。没等走到跟前，便大声朝女孩儿喊道：“喂，安晓喆你怎么在这儿呐？我到处找你呢！……”
名叫安晓喆的女孩儿，有些踧躇不安地问道：“排长，你，你找我有事吗？”
那位被称之为排长的高个男生看了一眼满脸不安的安晓喆，赶忙很随意地挥挥手说：“噢，没事我只是想把这包东西送给你，可找了老半天也没找见你……”说着，将一个用红腊光纸包着的纸包交给她。“这是我送给你的纪念品，希望你下去乡以后放下包袱，好好劳动好好表现。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但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你应该相信党的政策，有成分论，但又不唯成分论。”（但现实生活中，多数时候还是唯成分论的）。
安晓喆在几分颇感意外和感激之中接过“纪念品”：“谢谢你排长！”
在那个“一帮一，一对红”的年代里，安晓喆是这位排长的帮助对象，也是位很有正义感的学生干部。他虽属“根红苗正”，但却极看不惯那些，自以为出身好就欺负象安晓喆这样家庭出身的同学。尤其是安晓喆在校宣传队期间，会经常因为排练节目到很晚。于是这位排长便暗暗承担起“保镖”的义务。因此安晓喆从心底里对他即信任又感激。
“不用谢，作为你的排长，这是我应该做的。”排长说着，朝她身后瞄了一眼问道：“嗳？家里没人来为你送行吗？”
经他这么一问，已经满腹委屈的安晓喆，眼圈泛红地哽咽着说：“没，没有。”
排长见状赶紧安慰道：“没关系家里没人送，战友送不也一样嘛!”
安晓喆忍了忍，终于没让浸在眼眶中的泪水滴落下来。
远处又传来一声气笛声。排长提起一个立在她脚边的行李，说：“走吧！我送你上车。”
安晓喆嘴里答应着，脚却仍站在原地没动。已走出几步的排长扭过头来看着的她，关切的问：“咋，还有事吗？”
安晓喆迟疑地说道：“没有，只是”说着，跟在排长身后缓缓挪动着脚步。
排长见状有些发急地问：“你别这么吞吞吐吐，默默唧唧的好不好，有事就说嘛！”
在排长再三催促下，安晓喆这才将母亲做手术的事告诉了他。排长听后，也不由得跟着着起急来。正当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时，班主任于老师朝这边走来。还没等她走近，便冲安晓喆疾言厉色地大声诘问：“安晓喆，同学们都上车了你怎么还站在这儿？”
“我，我这就上车。”安晓喆嗫嚅着加快脚步朝前走去。
于老师是在忙前忙后地组织学生上车时，偶然发现安晓喆还“逍遥”在队伍外的，当时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她得按校工宣队的要求，如数地将自己排里的学生无一遗漏地送上火车，这可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那个教师地位岌岌可危时期，她怎敢掉以轻心？眼前的情景，让她在心里不由得恨恨地想；排里那么多调皮捣蛋的男生都没能逃过自己的眼睛，倒是这个平时看似最听话最让人放心的安晓喆，却差点给自己捅出娄子。想到此，她心里悠然升起一股怒火，便冲上前来艴然地质问安晓喆。见安晓喆对自己的诘问不予回答，于老师欲再度呵斥她时，排长赶紧替她申辩道：“于老师，她不是故意不集合的，是因为”
安晓喆暗暗地拽了拽他，这一细微的动作却并没能逃过于老师的眼睛。她看着眼前两名学生，狐疑地问排长：“那你说，她到底因为什么不去集合？”见排长仍不开口，便大声催促道：“你倒是说啊？”
禁不住于老师的一再追问，排长这才终于不顾安晓喆的拦阻，将其母亲做手术的事告诉了于老师。
听了男学生的话，于老师有些讶异地“噢”了一声之后，态度也随之缓和了很多。她转而问安晓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象这种情况是可以缓分配的呀？”
“是呀？你咋不早跟老师说呢？”排长也心存惋惜地说。
安晓喆猛地抬起头看着老师，有些不相信地嗫嚅道：“是，是嘛！我不知道还有这个的规定，我只是想，我是所以没敢跟老师说。”
听她这么说，于老师猛然想起。就在分配前夕，学校收到一封来自她父亲单位发来的“外调函”。外调函的大致内容是说她父亲已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反动技术权威”。校工宣队将外调函内容转达给于老师时，特地责令她要严加“看管该学生”。但面对自己这位文弱的女学生，于老师禁不住顿生恻隐之心。她和蔼而又略带些责备地对安晓喆说道：“那有什么不敢说的？你父亲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又不是你的问题。你母亲住院做手术这么大的事，你应该早告诉我。如果早告诉我，虽然大忙帮不了，但起码我可以为你争取推迟些日子再走啊？这样你也好照顾你妈妈呀？可现在都要上车了，你让我怎么帮你？”
说到这儿，三个人同时着起急来。到底是成年人，于老师略微想了想说；她去跟校革委会领导和工宣队干部商量商量，看是否能给安晓喆开张“证明”，这样等她到农村按置好后，便可凭校革委会开的“证明”向生产队请假回来照顾母亲。有了校革委会开据的“证明”，或许请假会容易些。
两名学生听后，豁然开朗地异口同声道：“好！”
于老师说罢，便急匆匆找校革委会领导开“证明”去了。
见于老师已走远，安晓喆这才踯躅着从随身的背包里取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纸包。纸包用好几股红毛线捆着，然后在纸包的中央结了一朵红绒花，是用大红毛线结成，看样子是事先精心预备好的。她将纸包递给排长说：“排长，这是我送给你的纪念品，本来早就想给你的，但一直没机会，现在给你吧！一方面是对你过去的帮助表示谢意！另一方面预祝你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一切顺利！”
排长欣然而又意外地接过纪念品。
安晓喆告诉排长；她没给排里其他人送纪念品，怕别家嫌弃。排长一边抚摸着纸包上的红色绒花，一边说：“其实咱们排不只你一个有家庭问题的同学，所以你大可不必有太重的思想包袱。而应该主动大胆地去团结同学，必竟通情达理的同学占大多数，象付排长那样的同学还是极少数，你说对吧？”他所说的付排长正是朱慧琴。
安晓喆微微地点了点头。
“安晓喆，安置好后你就给我写信，让于老师代转，好吗？”
安晓喆轻声地“好！”。沉默片刻她问排长：“你知道自己分到哪儿了吗？”
排长摇摇头：“不知道，说是下月初才公布。这不，也没几天了。”
“根据你家的特殊情况，我想你不会被分到三县去吧？因为你是家里的老大嘛！”
“按理说不会，但谁知道呢？学校规定，没出榜前不许老师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去向。所以，我不想难为老师。总之还是那句话，‘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到哪儿不都是革命工作嘛！你说是吧？”
“嗯，”安晓喆轻声答应一声。
又一声尖厉的汽笛声，打断了俩人的谈话。此时，于老师拿着一张信签纸，绕过人群气咻咻地回到两名学生面前。她仔细地将那张信签纸叠好，象移交什么重要文件似的郑重地交给安晓喆，并再三叮嘱：“千万带好别丢了，那可是我磨了半天嘴皮子才得到的呢！”
安晓喆也象接受重要文件似的郑重地接过那张“证明”，并小心翼翼地将其揣到大衣内兜。然后十分感激地对于老师说：“谢谢你，于老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弄丢的。”
于老师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不用谢！你是我的学生，作为老师我理应帮助你。”接着，她拍拍安晓喆的肩膀，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安晓喆，希望你下去后放下包袱，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和他们搞好关系。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将来就一定会有出路。你明白吗？”说着，重重地在她肩上摁了一下。
“于老师，我明白，我会记住您的话的。”
于老师这才放心地催促道：“那好，赶紧上车去吧！二连四排在七车厢。”转而，又对排长：“你帮她把行李送上车去！”
排长答应着和安晓喆一起向列车走去。
列车启动了，安晓喆站在车窗前，含泪向老师和排长挥手告别。
列车在锣鼓声和一片告别的哭喊声中，缓缓驶离车站，一无反顾的向前方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