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第一章：我是寻鬼者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那年的秋天，农历九月十一公历十月十五，我出生了，故此我的名字叫做臧秋生。

在此之前，长久存在于民间的义和拳组织，改变反清复明的口号，于1898年由赵三多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改剿为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政策，义和拳被招安纳入民团组织，从此义和团诞生了。

从那时起，山东河南两地的义和团运动开始走向高潮，但伴随的却不光是对敌洋人，而是民不聊生。

洋人被称作是大毛子，而教徒和用洋物者被从“二毛子”到“十毛子”有不同的称呼。很多人遭受其害，许多地痞流氓混入义和团的行列之中，烧杀掠夺尽报私仇，稍不如意就给别人冠上二毛子的罪名，便可随意处置，手段相当惨忍。

1900年1月，慈禧因西方势力干涉政事，歧途还政于光绪而大为恼怒，从而发布维护义和团的懿旨诏令。

朝廷扶持义和团，并给义和团发放饷银，邀请义和团到天津开坛聚众，义和团涌入直隶，不光在天津，更占领涿州保定等地，义和团势力渐大。

而那一年尚且在襁褓之中的我也随着父亲来到了涿州，我祖籍是河南郑州人，当时我还有两个兄长。

父亲是义和拳之中的倪赞清手下乾字门的大师兄，所以地位也不算太低，故此虽然我们兄弟几人虽在义和团中长大的，但幼儿之时也没受什么苦。

1900年，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两千余名八国联军从天津准备侵入北京，却在廊坊遭遇义和团阻击，最终这群洋人的联军溃败。但我方也死伤惨重，我父亲战死在敌人的枪炮之下。

那时候母亲已经身怀六甲，她带着我们叫苦无门，开始流离失所再无人管，人走茶凉，盛世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这乱世之中。

总之在战乱之中，我们几人走散，大哥跟着义和团杀入北京，而二哥与母亲则抱着我跟随难民准备回河南老家。

途中母亲生下妹妹然后不久就死了，二哥当时才十三四岁，抱着我和刚刚出生的妹妹在路边乞讨为生，就这样我们竟然活了下来。

这路途漫漫，一路要饭回到河南老家的时候我已经五岁了。老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已经塌了，家里也没什么亲戚，二哥从房子的瓦砾中什么也没找出来。

我们就这样搭起了十分简陋的茅草土坯房，雨天漏雨夏天燥热，二哥给人家打短工养活我和妹妹，三年后妹妹被卖了，就剩下了我和二哥相依为命，我记得那天我吃了顿饱饭。

那时候的日子只能用活着来形容，一切都是为了混口吃食，又过了七年二哥去给人家当长工时，却因为不慎打碎了人家的器物被活活打死。我成了孤苦伶仃的人，于是离开家乡再度乞讨为生，那一年我已经十五了。

听说山东相对富庶一些，我便想去山东讨口饭吃，一路上我要过饭也给人家打过短工甚至当过小偷。

行有行规，那年头的荣行、丐帮都不是想进就进的，有组织有纪律，我这么一个外来的人，要么就要加入他们受制于人，要么就要滚出人家的地盘。

我不想被他们利用和约束，于是我挨了不少打到处被驱逐，有时候刚要来或者刚偷来的东西还没捂热了，就会被帮派成员抢走，运气好了往屁股上踹一脚赶走，运气差了甚至打得我尿过血。

就这样我一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胶澳，二哥识文断字，虽然不能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但也总比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目不识丁之人要好的多。

二哥没出事儿前教给了我许多，起码基本读书写字儿不成问题，我便在胶澳谋到了一份杂货铺伙计的工作。平日里除了卖货送货，还要帮着老掌柜的写写画画之类的。

胶东口音虽然听起来别扭，但是倒也与河南话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基本能听得懂交流也算流畅，很快我就融入到这里的生活当中。老掌柜对我很严厉，动辄打骂，但他却能管我饱饭。

掌柜的一家三口人，有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儿，长的不好也不坏，说不上眉黛春山秋水剪瞳，却也身材高挑。

常言道，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也就见过一次他的女儿，结果还被老掌柜的撞见了，用顶门的木桩子差点没把我打死。

不过我在幻想，或许有一天老掌柜会把我收个上门女婿也说不定。

倘若日子若是这样下去，或许倒是真有这样的可能性，但这一切都在那一夜改变了。记得那天正是我十七生日，不过没人会关心这个，到了晚上掌柜的对我骂骂咧咧的让我关门上板。我拿着门板插了上去，却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天色渐晚大街上来往的人已经很少了，不免显得有些萧瑟，即便有人路过也是行色匆匆，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莫非真是深秋夜寒，我打了个哆嗦，然后不再乱想把所有的门板都上上了。

可是上完门板后，我总觉得门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在店铺对面胡同的阴暗处，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那眼神令我毛骨悚然，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我明明没有看到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感觉呢？

晚间风起，天干物燥，风起的时候最容易着火和被盗，风涨火势自然容易让火灾蔓延，而大风天外面吹得轰轰响，这时候也是偷盗的最佳时机。故此掌柜就没让我回去休息，让我在店里守上一夜。

掌柜的家就在店铺后面，平时我就住在柴房里，不能进后院，后院是掌柜和家眷所住，有时候不光要做店里的活，收工后还要帮掌柜的在前院做点粗活。

这并不是我第一天守在店里过夜了，但我总感觉心中惴惴不安，好似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隔着门板，那目光透视的感觉从未停止过，我身上麻麻的一身的鸡皮疙瘩，我前去给老掌柜的说了，迎来的不是重视而是那烟袋的敲击。那一夜我睡得并不安稳，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但却也最终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明，被窥视的感觉荡然无存，我伸了个懒腰卸下门板准备做生意。掌柜的却并未一大早就起来，平日里老掌柜起得很早，我年轻缺觉他有时候会粗暴地把我从睡梦中提起来，但今天日上三竿了他都没有起床。

我见店里不忙，便推开后门，进入院子里。我不敢进后院，只得站在门口喊：“掌柜的，掌柜的。”但院子里寂静无声，并未有人回应，我提起胆子向着后院而去，推开堂屋的门却发现屋内正中摆着一桌酒菜，但酒菜上尽是污秽之物，散发着阵阵恶臭。

我不禁顿时胃里翻江倒海起来，不时间还有秽物从上面滴落下来，我抬头看去，赫然发现掌柜的一家三口吊死在横梁之上。他们舌头吐出，都快到胸口了，脸色铁青下体失禁。

我看了之后当场就傻愣在那里，虽然自小到大见过不少路倒死尸，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吊死的人，顿时吓得我跌倒在地，连连后退发出高叫。

后来有人估计是听到了我的惨叫，然后告知了地保，地保又去派出所报案，当时德国忙于一战失利，无暇顾及青岛统治。日本接管胶澳政权，设立了各种派出所，其中就有警察的交番派出所。

警察来了，不由分说就把我押了起来，说我是杀人凶手并要把我押回去结案。

可就在此时一个老先生却从一辆汽车上下来了。我所在的商铺在大路边上，所以我认得汽车这东西。在我的见识之中，只有德国人和日本人才有资格乘坐，即便是中国人也是政府官要或者巨富商贾，而眼前这人却不同，他穿着一声藏蓝色的粗布衣，穿着一双布鞋，怎么看都不像是坐汽车的人。站在他身旁的则是一些笑脸相迎一脸谄媚的官员以及面带微笑的日本人。

那名中国人四十上下的模样，胡子斑白，低头看向因刚才挣扎而被压着跪倒在地的我，那居高临下的样子让我心中不爽，但我却敢怒不敢言，他们和我并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杀死我轻易的就宛如碾死一只蚂蚁。

那人却笑了，越过我看向屋内，随即说道：“人不是他杀的，你们可听说过飘梁？”

众人面面相觑，皆不知那人说的是什么。那人低头看看我，摆摆手说道：“放了他吧，不可冤枉好人。”

警察不动，直到一个日本人点了点头我才被松开，随即我被赶离了那里。后来那人成了我的师父，当然这不过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