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第八十九章 百年大计
在一个特别巨大的圆桌上分别坐着洛浦、詹玉龙、伍豪、朱代珍等联邦党核心成员以及几个地方势力代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刘湘、邓锡侯和阎锡山的私人代表朱绶光。
“这个圆桌会议是詹玉龙同志按照现代的平等精神而专为各省代表准备的。这就从形式上表现了联邦政府和各省之间是一种平等和协商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上下级之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只是权限不同，我们都会按照这样的一部基本宪法来实施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洛浦从桌子上拿出了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的草稿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看看，觉得那里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提出来，有自己合理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作为联邦党的总书记，将来的总统，洛浦做了一个开头。
詹玉龙知道，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联邦共和国将会创造出巨大的活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将创造一个理想的政府；一个人人追求财富的社会才是一个会迸发出无限创造力的社会；当然一个教育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和民族。
“各位先生们！中国的农民苦，中国的农民累，中国的农民一交就是2000多年的税。所以联邦政府出台的第一条法律就是在联邦区域内实行免收农业税”作为即将出任的第一届内政部长，伍豪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纷纷的议论开了。当然都是不同意的居多，这哪能行呢？没有了农业税，他们还吃什么呀！“大家安静一下，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农业税不收了，但是我们会收取交易税。我们不会强制各省实行，但是我们会先在贵州、四川和陕西进行试点，如果实行的好，就会在联邦区域内实行的。当然了，这种政策的实行不会降低各省的税收收入，我保证。”伍豪微笑道。
“我想说的是教育，教育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必须从娃娃抓起。在联邦政府范围内，凡是年满7周岁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必须上学，联邦政府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至于经费吗，联邦政府出大头，省级政府出一部分，社会赞助一部分”
说到这里，詹玉龙想起了军阀刘文辉。刘文辉这个人是相当的重视教育：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 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的话是有些不中听，但话粗理不糙：教育不兴，焉何能把西康“变边地为腹地”？
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然而西康人民付出的代价是被预征了未来几十年的税款，在1939年时就把1939年到1997年的近60年税款全部预征了。当然这比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一口气预征到2050年还是稍微厚道了一点。
今天的德格县依然偏僻落后——然而，70年前，那里的校舍却也这般的气派，学生们更是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和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物质上的贫瘠可能会使人羸弱，但真正使人丧失自我的却是精神上的颓唐，而教育则是提振士气、昂扬民风的绝好途径。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是刘文辉一以贯之的思想。他的执政理念，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透射着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展示了那个时代地方实力派兼容并包、继往开来的特质，是民国发展进程中“黄金十年”的一个缩影。
于是，詹玉龙向刘湘问道，“浦澄兄，听说您有一个比你小几岁的叔叔，是吗？”
“是的，詹书记。不知你问他做什么？”刘湘谦虚地说道。
“是这样的，我听说他在主政西康时非常重视教育。曾经说过如果那个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是这样的吗？”詹玉龙亲切地问道，他感觉自己又有些像狼外婆了。
刘湘虽说和刘文辉不感冒，但那也是在争川老大时表现出来的，现在吗？肯定要一致团结对外了，他有些担心。心虚地说，“是的。可是那也是为了教育呀！”
在21世纪，詹玉龙在网上看到一个个的国家级贫困县，他们的县府是一个比一个修的豪华、气派，而当地的学校却是一个比一个危房，教师发不出工资；县府和市级政府甚至省级政府的豪华公车是一个比一个高档。都到了21世纪了，中国还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而在此时的日本，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免费读到大学了。日本是这样，德国更是这样，所以在二战后，日本和德国才有可能迅速的又一次崛起。
“同志们，先生们，大家知道为什么德国会在一战后的废墟里短短20年就崛起来了呢？”詹玉龙看着大家，给大家留下一些思考的时间。刘湘听着好像不是坏事，一颗忐忑的心安静了不少。
“我告诉大家，就两个字——教育。我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教育战线，我们就缺乏这样的人才。教育的先决条件是要有良好的校舍，我们的教育委员会还缺一名副主任，你回去给我带个口信，不知道刘先生有没有兴趣。凡是在联邦区域内的年满7周岁的儿童都将免费进入学校进行义务教育，我希望将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当地的任何学校都是当地最坚固的建筑、最美丽的风景。”詹玉龙大声地说道。
詹玉龙的讲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真心的掌声。从此后，联邦政府利用贷款和外国政府购买的国债优先发展教育，联邦区域内的教育设施在刘文辉的铁腕下成为最为坚固的建筑，最为美丽的风景；教师是20世纪联邦区域内最令人羡慕的职业。
在随后的专门教育委员会的座谈会上，詹玉龙谈了一点自己对教育发展的思路。詹玉龙对那个时代的教育是相当的不感冒，一个堂堂的有着5000年文明的古国居然到了全民学英语的地步。浪费了本来就不是很多的大量的教育资源，教育出来的大学精英全都是经过“西方文明”熏陶出来分子。他们的数理化功底非常的扎实，可是他们片面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他们不懂地理。
“我们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精英教育。基础教育的必修课为语文、数学、物理基础、化学基础、历史和地理；特别是中国古代非常灿烂的、值得骄傲的文明；还有就是地理大发现以来所发生的历史，这部分的历史和地理是纠葛在一起的。一部地理大发现就是一部财富抢劫的历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的历史，这是最为生动的教材。”他特别强调了英语只能作为一门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形成是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分不开的，是很深层次的历史积淀。在将来的历史中，汉语必将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语言。这就是詹玉龙的目标。汉语有这个基础，如今也有即将有这个实力。
教育这项工程，在民国初期各个有识之士的军阀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都是心有力而力不足。这其中就包括陈济棠、李宗仁等。
詹玉龙的讲话被华夏社全文发公开发表了，他的讲话也被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这让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囯的希望在西北、在关中、在西安这座古老的历史尘封中。正在地下党动员中的北大清华学子，江浙的热血青年纷纷前往关中这块热土中。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人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