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第七十八章 法治的春天

“看了吗？这就是我们一向认为落后贫穷的大西北，从每个人的脸上，我看的出来是真心的喜悦。”

3个人走在西安的南大街上，他们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在听说联邦党将依法治国的理念后。纷纷打听，最后是相约而来。

说话的是韩培德。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国际法研所名誉所长，系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获美国密苏里州首府堪萨斯市市长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中国大百科全书》“当代中国的法学人物”专条之一。

“这还不一定能够看出来，还要看到那个具体的宪法再说。”白鹏飞说道。

另外还有白鹏飞(1889－1948)字经天，号擎天，桂林人，是著名的学者与民主人士，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遍修兽医、统计、政治、经济、法律诸专业，留学11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广西的9所大学担任教授和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支持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营救了被捕的中共党员学生张友渔、韩幽桐。北平沦陷后。毅然拒绝日奸的诱逼，秘密回到广西，1938年接任广西大学校长。因坚持聘用李达、郭沫若、夏征农等进步教授，被当局免职。“皖南事变”后，他义愤填膺，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上，公开宣读《上蒋光头书》，要求蒋下“罪已诏”，险遭杀害。晚年在贫病中辞世，终年60岁。其墓位于桂林市七星区普陀山北麓。墓右立谢和赓题书的“高风亮节”4字赞刻。

李浩培1993年当选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他主张采用比较方法研究法学；国际私法学应有以研究冲突法为主要内容的特定范围；国际法中存在强行规则，并肯定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主要著作有《国际私法总论》、《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及《条约法概论》等；并有大量译作，著名的有：A?韦德罗斯著《国际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典》、《美国刑法的反动本质》；同他人合译的《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沃尔夫著《国际私法》、《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决书》等。1997年11月6日在海牙去世。

“我听说，宪法的第一条就是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知道可不可以像美国那样真正的做到。”李浩培说道。

他们是在进入西安时碰到的，这一段时间也有大量的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纷纷进入西安，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来到西安，比如孙夫人，何香凝、张澜。西安虽说刚刚下过大雪，但是整个城市显得暖洋洋的。

上午10点，在西安大礼堂的会议室里，齐齐地做了一圈的民国时期的名人。孙夫人、何香凝、黄炎培、张澜、张奚若看着这一圈圈的民国牛人，詹玉龙是激动呀！有了这些真正的爱国人士，大家一起同心，中国何愁不强，何愁不富。

当然这里面最为有名的就是孙夫人了，詹玉龙一眼就认出了孙夫人。孙夫人1893年生，现在也不过刚刚42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而且由于保养得当，看的人是非常的养眼。

从做女人的角度来讲，孙夫人的命运是让人同情的，在25年以后，孙夫人就一直是一个人度过了后半生，因为她的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光环。他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在会议上，洛浦代表联邦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詹玉龙代表联邦党就法律精神和法治的基本点做了说明。

詹玉龙讲完后，大家进行了互动和交流。

李浩培说话了，李浩培相对年轻点，今年才29岁。本来明年要去英国留学的，现在看来也去不成了。“詹书记，从你的讲话中，你很推崇秦朝的法律，也很推崇美国的法律。我想知道你制定法律的基础是什么？”

这都是学法律的吗？可惜的是，我对民国的法律界人士了解的也不多呀。不像民国的军人，每一个都吃的比较透。该死，民国的法律人士我是一个也不认识，也不知道。

说实话，詹玉龙对法律来讲只知到一点皮毛，但是他知道一个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是一个社会和国家进步和强盛的根本保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办法，詹玉龙又用起了他的忽悠大法。

“ 不知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李浩培”

“ 哈哈，久仰大名。”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我们制定法律的基础要人人都要遵守，要严格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要以人为本，首先尊重个体的自由。只有个体自由，个体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保证，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第一点，另外当公权和私权发生争执的时候，公权应有100%举证的义务。因为私权是个体，是弱势群体。第三就是权力必须制约和监督，我们联邦党也不是一党独大，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加入联邦党。联邦法院和联邦检察院都是留给其他党派和非党派人士担任的。当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有贪污受贿滥用公权的状况发生时，联邦检察院有权在有证据的情况下对任何官员展开调查，包括总统。正所谓一支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再一次回到战国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我也非常的希望在你们这些法学巨擘中间、民主人士出现更多的商鞅，为我们中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希望你们可以将更多的法学专家介绍到西安来，共同建设一个法治国家。”

这一番话，虽说不是多么的慷慨激昂，不是多么的很有水平，但是说到了点子上。特别是那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三个多年学习法律的博士汗颜呀！这总结的太好了。

“你们在座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士，也是多年奔走为救苦难的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的热血战士，那么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留下来。”说着詹玉龙从旁边拿出了最近赶出来的几部法律《联邦宪法》，《国家安全法》，《商业法》，《税法》。“这几部法律都还很粗糙，说句不谦虚的话，都是我在百忙之中赶出来的。你们中间有法学专家，有民主斗士，希望你们可以将它完善了。为建设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共勉。”

詹玉龙的讲话引起了热烈地反响，更多有志于真心让中国富强的人士来到了西安，团结在中华联邦党的周围。由此中国走上了一个真正法治时代的开端，这是自秦以后2000年来，第一次将法治提上真正的议事议程。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法律制度日趋完善和人性化。詹玉龙也从法律的纷乱中解放了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了自己熟悉的业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