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第六十一章 两封电报（1）

晚上，华灯初上。在政治局的会议室里，詹玉龙正在汇报关于今天发生的情况。“各位领导，综上所述。丁香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女孩子。她出身凄凉，苦难成长；悲惨地流落于烟花柳巷之所，不幸成为职业杀手。它的不幸和苦难就是我们中国苦难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悲哀。现在，她认识到了这些，并愿意为拯救苦难的 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说道最后，詹玉龙的声音有些哽咽。

詹玉龙这一说完，一圈的人都没有吭声，气氛有些压抑。伍豪看到这种情况，便打破了沉默。“洛浦同志当时不在现场吗？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吗？”

这么一说，大家的目光就集中在了他的身上。洛浦扶了扶眼镜，笑道，“这个女孩子思想上的转变我想应该和詹玉龙同志的个人魅力分不开的。我听说，戴笠派了好几个小组对詹玉龙同志进行暗杀，我现在是担心你的安全呀！你现在可是我们党的宝贝，出不的任何的差错呀！”

“是呀!詹玉龙同志，你可得注意着点，不能马虎大意。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伍豪说道。

听到这里，詹玉龙觉得机会来了。便说道，“丁香说，她对戴笠的几个行动小组比较熟悉。她愿意在我的身边24小时的保护我。”

“哦！”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一声。

“好事是好事。可是不能影响工作，不能影响团结，要处理好和任盈盈的关系。”作为总书记，洛浦严肃地说道。

“那好，这件事情就说到这里，现在我说另外两件事情。从我们强渡湘江开始，我们就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李德到成都后就离开了我们，据说去了苏联住南京大使馆。估计是他想共产国际告了我们的状。今天，我们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来电。要我们派人解释这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质问为什么要那样地对待国际顾问李德”伍豪拿出电文向大家说着。

这一说，大家纷纷气愤不已。特别是在詹玉龙不断灌输了苏联对中国相当不友好的事实和信息后，更是对苏联怀着一种天然的敌意。

“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再不把李德赶下来，估计我们都葬送在了湘江。”朱代珍愤愤地说道。

“是呀！到现在了，还想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让我们随着他的意志行动，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王嘉祥气愤地说道。

“我看我们要冷静一下，这件事情要到底如何处理？”伍豪冷静地说道。

“詹玉龙同志说说，你的鬼点子比较多。”洛浦看着詹玉龙说道。

这么一说，大家都看着詹玉龙，眼里投去信任的目光。看着大家信任的目光，詹玉龙觉得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大了。他考虑了一会儿，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各位领导!我想我们还不宜和共产国际、和苏联闹翻。他叫我们派人去解释一下，我们就去解释一下。只要把当时真实的情况说得严重点，他还是会谅解我们的，他们也不希望我们真的就这样被国民党消灭，让国民党一党独大。并且我们要委屈一下，装的很可伶，在没有其它的附加条件下，可不可以获得一些无偿的援助。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还要装可伶，获取同情心，有意思。这样就可以获得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谅解吗？”陈匀疑惑道。

“ 我看可行。共产国际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工人党，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需要扶持和一个南京政府抗衡的政党、地方势力。我们会获得他们的谅解，也会得到他们的无偿地援助。”王嘉祥信心满满地说道。

“可是，如果他要王明回来当总书记，我们也听他们的吗？”伍豪担心地说道。

“那可不行，那我们辛苦打下来的基业又将毁于一旦。”朱代珍气呼呼地说。 “是呀！这可是个麻烦事。”洛浦也担忧地说道。说完转向了詹玉龙。

“詹玉龙看大家又看向自己，便说道，“这还不好办，让他当总书记，我们架空他就可以了。”

“是呀！我们可以不听他们的呀！他也不能天天地告状呀！”大家纷纷说道。

“好是好！那么派谁去呢？”洛浦说道。

“是呀！这个人又要对中国的国情要有充分的了解，又要了解共产国际的情况。”伍豪说道。

詹玉龙知道，在曾经的历史上，王嘉祥去了苏联治病，也担任了中工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过他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结果却无从施展。他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嘉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

在党的历史上，他在职务上是几次起落。30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1945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 　　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职务。但是王他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嘉祥一向不好玩，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他当年提出的一些见解，使人很久后还有振聋发聩之感。如在各国工人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原则在1982年中国工人党“十二大”时写入了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嘉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60年代，我国自己节衣缩食援助某些国家时，他又预言结果将是不利的。虽然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是经过历史风雨的检验，今人不仅佩服其真知灼见，更敬重他能独立思考并敢于畅言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