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第一章 八年抗战散热血，中华大地现曙光(3)

毛泽东力求避免内战，争取全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观点和倾向是十分明确的。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民族的要求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这样民主民生的要求就突出了。

围绕着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问题，延安内部争论最激烈。

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意见实际上还是不愿让毛泽东去冒险。

朱德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

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陈云、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与会人员的多数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毛泽东考虑到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并打算亲自去会会“委员长”做做工作。他认为：“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正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加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争论的最后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随后毛泽东再去。

随后毛泽东发出致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蒋介石受到第三封复电后，明白毛泽东虽然已答应赴渝，但仍计划安排周恩来先行，至于他本人何时成行，还要再等一等才能决定。

然而，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同赴渝的决定，在24日这一天并未形成。

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成员与由重庆回来的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一起，连夜研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问题。经反复权衡，认为目前重庆方面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每时每刻都梦想吃掉中共，但目前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出手，去重庆谈判，争取一段时间和平，对我们的发展有利。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并于同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表明了中共的基本立场。

就在8月2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收到了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来电，还是有关邀请毛泽东赴渝和谈之事。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定的方针，毛泽东利用魏德迈的这封电报，施展了一点小谋略，于同日复电魏德迈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毛泽东1945年8月25日魏德迈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赫尔利便立即将毛泽东致魏德迈的电报向蒋介石作了通报。

蒋介石无法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内部决策经过，但毛泽东居然能够答应亲赴重庆则使他吃惊不小。他原先估计毛泽东不会亲来重庆，企图借此捞一些政治资本，不料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准备来了，弄假成真，只得假戏真做，潦草派人作紧急布置。

此后，蒋介石只得硬着头皮第四次致电毛泽东，表态指出：“顷闻先生可偕同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同赫尔利将军明日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经过精心考虑，深得蒋氏信任的、又与中共有较好关系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为代表，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往延安，以迎接毛泽东、周恩来。

张治中(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先后在滇军、桂军和川军中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后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28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军长兼师长、东征军第10路军总指挥、第9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过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后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曾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代表国民党参加国共谈判，素有“和平将军”美誉，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主和派，其一贯主张政治解决党派争端。

至于赫尔利这位美国大使为何要亲自飞往延安，也是有原因的。此人此行主要是想以此来表示美国官方对中国和平和统一的关注程度，是为了促使毛泽东尽快赴重庆，同时也是消除中共对毛本人安全的担忧。

二十六日，当毛泽东准备赴渝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尤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地区的中共党政军负责人便纷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

在这些电报中指出：

“蒋介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这里面一定有个大阴谋！”

“请毛主席不要去重庆，顶多周副主席去就行了……”

“……周副主席现在也不能去，中央任何领导同志都不能去……”

看完这些电报后，周恩来表示很感谢他们，还告知毛泽东：我们的高级干部对赴渝和谈感到担心，就连延安人民的心也像系了一块巨石一般，感到万分的沉重。有人甚至说：谈判自然可以，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判，请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让蒋介石有来有去。

还有一些人激动地说：“蒋介石最不讲信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他却高喊和平，电邀主席谈判，更是心怀叵测，而主席你竟然不曾三思，贸然前去，莫非是要学宋江的样子，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成。”

听到这段议论后，毛泽东说：“我们赴渝与宋江不同。宋江本来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场中混不下去才造反的，后来朝廷又许了他大官做，宋江受招安就不足为怪了。而我们共产党人则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而出卖广大的人民群众。”

周恩来听到一位从井冈山开始就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说：“江西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泽东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却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万一有个闪失，给党的事业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反映。”

周恩来将这些话高转速了毛泽东，毛泽东神情立刻严峻起来，他指出：“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向延安和解放区的广大军民，分析一下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一下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连同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和对策。”

这一天，中央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连夜讨论的意见，并且宣布了自己准备亲赴重庆谈判的决心。“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非常自信，有很坚定的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

看到自己的同志们稍微有些赞同了，他又说：“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至于去重庆谈判会不会形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他说：“关于这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考虑。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是“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