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懵懂岁月 -- 二 老板其人
老板赵培乾四十多一点点，人长得高大而不臃肿，黑瘦中透着十分的矫健。除了出门会客，一般他惯穿一套运动衣裤，寸头短发，不像老板，倒更像是一位排球教练或是运动健将。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特点，进到澡塘子里没人能看得出他是个腰缠万贯家资千万的阔老板，不穿衣服看上去至多也就是个刚关了饷的农民工，或者再说高一点，大不了算个踌躇满志的包工头吧！他身上唯一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他那双眼睛，即不是丹凤眼，也不是双眼皮，即不大又不小，即不炯炯，也不灼灼，但是特有神。那种神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点灵气、一股豪气、一种霸气，人们从他的眼神里得到的印象是他这个人精神、干练、睿智、豁达。
赵培乾不是本地人。本地人说他是北方人，北方人又说他是南方人。南方北方不是那一个人说了算，有个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说南北划分均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是北方，过了江就是南方，如此说来赵培乾就成了当之无愧的南方人。赵培乾家在湖北，湖北有些地方在江南，有些地方在江北，他碰巧就在江北。因而他到底算南方还是算北方这件事倒成了一棕说不清道不明的“悬案”。
改革开放以后，南方起步早一些，南方人的口袋也就提前鼓起来。由此南方人总以南方为自居，他们为生在南方而自豪而骄傲。因此他们看北方人的眼神不由自主的就有些小觑，甚至有些要害部门竟挂出了严防xxx的招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南北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南北地虽在，南北人之分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赵培乾出生在湖北北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父亲赵世儒是位饱学之士，字练得龙飞凤舞，文写得气呑山河。奈何老赵生不逢时，时运不济，在那个轻文重武的年代，他非但未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青睐，反而头上扣了一顶油（右）帽。开始他还并不以为然，戴帽子的又不是他一个。偶然“帽友”们凑到一起，互相讥笑几句，过了也就过了。运动嘛，还不是一阵子风！谁知让老赵万未料到的是这顶帽子差点没要了他的命，他先是被批斗，后是被解职，再后来干脆就解甲归田了。归田不是回家种庄稼，而是让他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从小学一直上到中国的最高学府，没想到教肓没受够，还得再受一次贫下中农的教育。村里的贫下中农倒是没怎么“教育”他，反倒发给他一根竹棍（教鞭），赏给他一盒粉笔，让他整日在黑板上练“书法”，教育教育村里的小娃娃。
常言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赵培乾自小喜爱学习，嗜书如命。他是家中老大，下面一个弟弟叫赵培坤，一个妹妹叫赵培绣。兄妹仨人在学堂里都是青一色的优等生。在他十七岁那年，母亲得了一场重病。家里丧失了一个主要劳动力，母亲非但不能下地干活，还要吃药养病。父亲那点微薄的带课费连他自己都不够，还能维持家庭的日常用度。父亲出于无奈，给赵培乾做工作，动员他辍学。赵培乾含泪离开了自己的母校，他不知道他能不能考上中意的大学，但是他连尝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他虽然在地里拚命地干活，但是地里的庄稼一时半会儿又变不成现金，母亲又急需大笔款项治病，他终日愁眉不展，“书呆子”父亲更是无计可施。一天，他闻讯拉着架子车从很远的地方请来一位高手名医为母亲诊病。老先生号了脉，沉思了半会，琢磨着开了一副方子。摇摇头对赵培乾说，保命要紧吧，你赶快进城把这副药抓来，让病人吃了，幸许还能多活几天。
赵培乾哭哭咧咧地连夜进城。抓药的人很多，他排了个第一名。药铺老板熟练地拨打着算盘珠儿，末了告诉他药费一共是一元五角七。他摸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掏出一元两角几，还差三毛多。他给老板说了许多好话，并保证过一两天一定送来。老板态度挺好，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但是最后的回答却是斩钉截铁，毫无回旋余地。事后他觉着老板的话似乎也是对的，需要施舍的人很多，他虽能治病救人，但是他救不了天下所有的人。如果他天天做赔本的生意，他就得关门大吉，如此就连治病救人的机会也没有了。赵培乾在药店门口徜徉了好久，此时的他抢银行的心思都有。银行（他们乡里叫信用社）的大门关得很紧，窗户上都钉着铁条，四周墙壁也很坚固。另外昼夜都有人值班看守，防范措施很严，他进不去！虽然他有抢银行的心，也有抢银行的胆，但他没有抢银行的本事。但他不能就此回家，他知道家里已是家徒四壁，了无分文了。固执的父亲不肯向邻舍亲友借钱，他认为那是非常丢人的事，借钱比偷钱还要让他难堪。一筹莫展的赵培乾最后把目光转向了药铺对面的粮库。当饿着肚子扛了一天麻袋的赵培乾半夜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母亲刚刚故去，眼睛还没合拢哩！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之后，赵培乾和父亲一个招呼都没打，独自一人出了门。半年以后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并随信汇去了三百元钱。
起初，赵培乾在特区当走鬼（流动做生意的人）。他把东家的货买来卖给西家，又把西家的货买来卖给南家，再把南家的货买来卖给北家，北家再返回到东家……几年下来，他居然发了一笔小财。商场上混得久了，未免就有几个熟面孔，他结识了一个香港老板。
香港老板叫张发祥，六十几快七十的人了，还精神矍铄，身子板挺硬实。张老板啥样都好，就是手下没有个得力的人。他老伴没给他生下儿子，一个女儿还是哑巴，他花钱替女儿买了个女婿，没想到女婿竟是个纨绔子弟二流子。女婿不争气，女儿帮不上什么忙，老伴又是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婆，走路都要人扶，还能作甚？他精神不矍铄，又能靠谁去？张发祥是有一些生意伙伴、或者三亲四友什么的，但这些人大多都是看中了他手上的那几个钱。真要靠这些人帮忙，无疑于指屁吹灯，这些人一无本事，二无胆识，私心杂念又重，个个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货色。这些年他确实是积攒了一些资金，虽然不是很多，頣养天年是足够了。但这个老头又是个不安本分的人，快七十的人了，他还想创一翻事业。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四处跑单帮的赵培乾。赵培乾常年给他供货，他欠过赵培乾的货款，赵也赊过他的产品。两个人的信任和了解是从一分一厘上积攒起来的。他观察赵培乾已经有些年头了，赵培乾有头脑，懂行情，人大气，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诚实，最后老谋深算的张发祥决定把“宝”押在赵培乾身上，搭伙和他做生意。他把赵培乾推向前台，他自己则躲在幕后。两个人的资金加起来仍嫌不足，经张发祥推荐，他俩又找了个合作伙伴陈有道。仨人凑钱，支起了“锦华”这块牌子。张发祥老了，轻易不出场。陈有道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板，更不敢抛头露面。因此锦华厂里里外外，皆是赵培乾主事，他一人说了算。有道是无商不奸，其实仨人都各自留了一手。张发祥只拿出家产的不足二分之一，陈有道言明他的股份一年之后要陆续还清，赵培乾想如果锦华搞垮了他无非再去当走鬼。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这仨人的心术不正，张发祥不能为办一个锦华而倾家荡产连自己的后路也不留，落个老无所依的下场。陈有道垫的全部是公款，他知道如不按期归还最后是啥结果？赵培乾做梦都没想过一生中会干起这么大的企业，心里头难免有些忐忑不安。想，开头是有这么一想，可是一旦真干起来那就由不得谁了。一年之后，张发祥几乎把自己的家产全搭进去，陈有道非但没催要他的股份，反而又追加了一部分，赵培乾骑在飞跑的马背上想下也下不来。
赵培乾的妻子刘亚菲也是一位女强人，他们俩是在赵培乾来特区之后的第十个年头认识的。刘亚菲啥样都好，就是未能给赵培乾生下个一男半女。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培乾想娃娃想的几乎到了痴迷状态。两人到医院检查，啥样毛病都没有，可是娃娃终究还是生不出来。
刘亚菲的老家在黑龙江鸡西市，这可是真正到了中国的北方。如果有人对这个北方再存有疑义，那就出界了。一旦出界，未免产生纠纷，人家会说我们觊觎上他们的领土了。谁让我们的老先人无能，签定的什么《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把大片的土地拱手相让，还有那个更加可恶的《XX北京条约》。那个时候，都看着中国是块肥肉，谁过来谁想啃两口。就连那个东洋小鬼子，依仗着自己在“明治维新”以后，口袋里积攅了几个小钱，也扛着棍子跑到中国使横来了。大清朝所签的条约没有一个好条约，不是给人家割地就是给人家赔银子。还有那个混蛋李鸿章，真正是个李混帐，签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竟厚颜无耻的辩解说，就算我不签，还有别人签，这个骂我挨了，也算我尽忠了。呸，看他那副汉奸嘴脸！听说有卖主求荣的，有卖友求荣的，大清朝又出了个卖国求荣的。说到底，李混帐还是怕杀头！留着让那个老婆子签呀，看她那老B脸往哪儿搁呀？人家就比他聪明，碰上个露脸的事，慈禧婆不比兔子跑得快？也别说我们的老先人就一无是处，不是还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哩吗？也不知我们的老先人当时注册了专利没？如果有，就该给那些洋毛子收收专利费了。可能没有，我们的老先人疏忽了这一点。你看人家洋鬼子多精，一张擦屁股纸，他都说我们盗版。我们的老先人更不应该的是，自己不会使刀，干嘛要打出一把刀来。到头来反让人家把刀拿了去，架在我们的脖子上要这要那。如果没有我们老先人发明的火药，八国联军会打到北京城？如果不是我们老先人发明的指南针，哥伦布会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发现不了新大陆，美利坚何在？自然也不会有陈水扁闹台独这一折了。都说中国人聪明，聪明人往往会干些糊涂事的。
刘亚菲如今在锦华把守财务这一关。赵培乾够鬼的，自己的老婆管钱粮，多少肥水都流不到外人田，肉烂了还不是在锅里。
这几年生意搞大了，赵培乾走南闯北，东去过日本、韩国，南下到过菲律宾新马泰，西边欧盟也遛跶过几遭，甚至美国的曼哈顿都有他的办事处。刘亚菲常年留守在家里，说是财务主管，其实她是啥事都管。
赵培乾破例地收下了柳晖。
其实一个普通大学生，他是可要可不要的，只是他听徐笑春说柳晖对他母亲如何如何，他才动了恻隐之心。他想起了他的母亲。赵老板一直对自己的母亲深感遗憾，母亲临去世时圆睁双眼的情景他至今牢记于心。与其说母亲是病死的，还不如说母亲是累死的。父亲是个生活自理能力极差的人，他除了能写几个字，别样本事一样没有。母亲干完地里干家里，没日没夜的操劳，什么样的人受得了？赵培乾小时候几乎每次夜里醒来都看到母亲仍在小油灯下为儿女们缝衣补裤，那种情景刻骨铭心，沥沥在目。每念及此，赵培乾禁不住热泪盈眶，低声轻呼：“妈妈！———-”
一次，他给西部山区的母亲水窖捐款十万。
一次，他给某老年公寓捐款十万。
一次，……
赵培乾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这些年他救助了许多穷困潦倒的人，尤其是那些孤立无助的老人。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赵培乾最恨的却是他自己的父亲，如果父亲能杀，他把父亲早就杀了。父亲不但是一个无能的人，并且是一个无情的人。母亲在他那么潦倒的时候嫁给他，他以为他还像一个人。就凭他头上那顶破帽子？山里人敦厚，没怎么惩治他，如果他没被开除还在城里，打不死也让他扒层皮，牛气啥呀？母亲除了没文化，什么都有。父亲有文化，干嘛不娶个有文化的女人当老婆？他除了会写几个字，还会什么？孔夫子的四体不勤，放在他身上最合适。一个女人如果嫁了这么一个男人，会有好结果吗？母亲本来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兄妹仨人身上的，但是她终于没能等到这一天。
从他记事的那天开始，他们家就实行“一锅两制”了。他记得的就是他记得的，他不记得的就无从查考了，因为母亲向来是不和他说这些事的。父亲一贯都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吃饭也是如此。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母亲把一家人吃的菜先给他端到桌子上，他吃完了，大家才能上餐桌。他剩下多少大家吃多少，他剩不下大家只有吃甜饭。有时甜饭也不一定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当然吃在最后的每次都是母亲。赵培乾不止一次地见到母亲用她的食指圈起来轻轻地刮锅刮碗，然后再把自己的手指头舔干净。平时吃不上几回肉，偶尔买回来一两斤肉，几乎全进了父亲的肚子。一顿吃不完他会交待给母亲给他留着，其他人决不能和他分食。只有到过大年的时候，家里才会多买些肉，然而父亲在这个时候总是把肉切成小块，一块一块打上记号，计划着自己能吃几天，直到肉实在不能再放了他才发下指令，让全家“享用”。在父亲的眼里只有他自己，他没有老婆，也没有儿女。
母亲过世的时候，父亲冷冰着脸，既没有悲伤也没有眼泪，就当失去了一个做饭的老妈子。那年母亲才四十多岁，父亲也不过五十挂零。父亲看不起母亲，就因为母亲没文化，凭长相母亲还一定嫁他哩！幸亏是在那个年代，父亲头上又顶着一个帽子，否则，父亲十个陈世美都当了。
虽然父亲满腹经论，但是他从来没有过问过儿女们的学习。
即便如此，赵培乾非但没有“杀”了他的父亲，而且在他“发财”之后，仍旧把父亲从老家接来，给他买了套房，还给他找了个“伴”，他毕竟是他亲爹。儿女不言父母过，做对做错那是他们老一辈人的事。老一辈是老一辈的事，小一辈是小一辈的事，做儿女的就不敢妄自多说了，各尽其责罢。
他的弟弟妹妹在厂里也没受到特殊照顾，统统下到车间干普通工人的活。
弟弟和妹妹大学毕业之后，本来都分配了工作，可他们一是嫌工作累，二是嫌工资低，三是嫌地方小（县城），所以就跑到他这儿想发财来了。赵培乾说，发财是有条件的，一靠自己的头脑，二靠自己的双手，三还要靠机遇。没这三样，伸手要，想都别想。兄弟骂他无情，妹妹骂他无义，他们兄妹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好，虽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但见了面一般是不搭腔的。
赵培乾清楚，弟妹们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和他是有直接关联的。他自己虽然没有上成大学，但弟妹们的大学却都是他一手供出来的。他知道父亲不痛惜儿女，所以他这个当哥哥的就拼命往家里寄钱，那时候他还当着“走鬼”，每次饭都舍不得往饱里吃哩！
弟弟妹妹并不清楚这些，他们只知道他有钱。
妻子刘亚菲劝他：“一人买一辆车，一人买一套房，堵堵他们的嘴算了！不就两房两车的事吗。犯得着这么兄弟阋墙、姊妹反目吗？”
赵培乾苦笑笑：“你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