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学史上，如同对“真”和“善”的追问一样，对“美”的追问一直困扰着无数思想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们总是致力于“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阐述。在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从德里达到福柯，从卢卡契到罗蒂，从马克思到恩格斯无不对“美”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柏拉图提出，“美”是对“美的理念”的“分有”，康德提出“美”是“善”的象征，黑格尔提出“美”是“具体化的理念”，叔本华认5为“美”是“意志”的客体化，弗洛伊德提出“美”是性欲的升华，克罗齐提出美是“直觉”的“表现”……然而，在法学领域，我们却只有现代主义法学和后现代主义法学的对峙，只有中华法系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和而不同”，只有法律科学和法律伦理学的探索维度，法律的生命性、情感性、内在性和精神性则被弃置一旁。那么，我们能够在法律中建构一种审美维度吗？法美学能够同法律科学和法律伦理学在法哲学中“三足鼎立”实现相对独立吗？我们能够在人性和生产方式的两极上完成对法美学本体论的证成吗？以人文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法之美”能够展示正义的形象吗？真正意义上的“法之美”存在吗？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存在法美学依据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显然还需要从中西美学的历史回顾开始。
